最近新闻周刊做了一篇关于近视“越治越多”的报道,对于这个问题新闻周刊做了很深入的一个剖析。
先来看一组数字:
我国青少年的近视率已高居世界第一,若无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中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人口将达7亿。
中国每年约有45万人致盲,这意味着几乎每分钟都会出现1位新的盲人, 中国盲人总数已经超过丹麦、芬兰、挪威等国的人口数。其中,未经矫正的屈光不正是是国人致盲的头号凶手。
全球每年因近视视力障碍引起的生产力损失总成本为3920亿美元。
前言:问诊眼疾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防盲协会等于1999年2月发起“视觉2020”行动,旨在2020年前在全球根治可避免盲。
通常而言,眼疾致盲分为可避免盲和不可避免盲两类,可避免盲是指沙眼、白内障等经过有效预防或治疗能避免盲目发生的眼疾;不可避免盲则是病因复杂较难预防治疗的眼疾,如陈旧期视网膜病变等。
“视觉2020”确立的主要可避免盲包括白内障、沙眼、河盲、儿童盲、低视力与屈光不正(近视、远视、散光等)5种。
中国是西太平洋地区首个启动“视觉2020”的国家。中国的积极态度,与那时严峻的眼病形势密不可分:中国当时约有500万盲人,约占全球盲人总数的18%。作为全世界盲人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盲人总数已经超过丹麦、芬兰、挪威等国的人口数。并且,中国每年约有45万人失明,这意味着几乎每分钟都会出现1位新的盲人。
对照“视觉2020”的任务单,我们不得不承认,经过近20年的努力,尽管我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消除可避免盲依然道阻且长:
以“视觉2020”开列的5种可避免盲来看,除沙眼已成功消灭,河盲本就只存在于非洲及少数拉美国家外,白内障仍是我国占据首位的致盲性眼病,白内障手术率虽有显著提高但仍不能满足需求;
同时,我国屈光不正高发,尚有大量屈光不正患者没有得到科学治疗;
针对儿童盲的主要诱因,如先天性眼病、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等,我们还亟需系统的、有组织的防控。
尽管消除可避免盲的压力巨大,但世界卫生组织的判断从未改变——他们确认:高达80%的成人视力损害和盲症可以预防或治疗。
显然,预防和治疗离不开政府的投入、技术的进步,更离不开公众对疾病认知的深入以及疾病防控模式的转型。
一方面,防要防得明智。要大幅减少视力损害和盲症,就要教会公众预防的知识和办法。当前我国公众眼病认知还不充足,就诊意识也比较薄弱,亟需大力开展眼病知识的普及教育,特别是要提高“红、黄、蓝、白、紫”(分别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青光眼、白内障、高度近视)5种颜色眼病的知晓度,增强眼病防治意识。
另一方面,治要治得得法。我国眼科医疗资源还散落在眼科专科医院、综合医院眼科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迫切需要围绕眼病患者整合医疗资源、重塑防控模式,将诊断治疗、随访管理、康复保健等职能协调起来,构建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体系,使眼疾患者能够获得较好的治疗保健服务。
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但愿经过数十年防盲治盲的努力,上上下下、圈内圈外能够对“防得明智,治得得法”感受深切,不再踌躇。
履约“视觉2020”,也已时不我待。
近视“越治越多”的背后
4个月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主任医师王凯被一位10岁女孩的妈妈虐了一回心。
王凯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这是小女孩第一次来他的门诊就诊,也是小女孩的妈妈第一次认真带孩子看眼睛,散瞳验光显示,小女孩已经是600度的近视。“我被吓了一跳,倒不是因为这个度数,而是因为已然是600度的近视了,小女孩居然从来都没戴过眼镜,并且在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这位妈妈仍然不准备给孩子配眼镜。”
看着女孩妈妈一意孤行、豪迈离去的背影,王凯说他深感无奈:“我觉得在近视这事上同行们已经说得不少了,但总还有一些家长对医生的诊疗建议置若罔闻,我觉得视光科普确实任重道远。”
更让王凯遗憾的是,与以往相比,近视的防控手段已经较为成熟、多样,但“近视患者却越治越多,越治年龄越小。总的来说,我们的近视防控手段远远赶不上近视的爆发性增长。”
2016年,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发布国内首部《国民视觉健康》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12年中国5岁以上人口中,屈光不正的患病人数在5亿左右,其中超过90%以上的屈光不正是近视,约为4.5亿。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中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人口将达7亿。
在严峻的近视患病形势下,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尤为突出。今年7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透露,我国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36.5%、65.3%。
诸多研究表明,我国青少年的近视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并呈现出低龄化、重度化、发展快、程度深的特点。
这一情况引起决策层高度关注。8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
8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提出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政府绩效考核的指挥棒,能否扭转中国近视防控战役的被动局面?
匮乏的近视防控素养
中国防控近视的号角,早在1982年即已吹响。
彼时,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保护学生视力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此后,《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方案(试行)》《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案》《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接续出台。
然而这一份份文件,并未减缓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的攀升速度。
所谓近视,是指人眼在调节放松状态下,平行光线经眼球屈光系统后聚焦在视网膜之前,导致远视力降低,但一定范围看近是清楚的。一般而言,超过600度的近视被称为高度近视。
王凯表示,近视过早发生,容易发展成高度近视,而近视度数越深的患者,其出现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出血等致盲性眼病的概率也会越高。“研究数据表明,300度近视出现视网膜病变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9~10倍,1000度近视出现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则是普通人群的近50倍。在临床上,因为高度近视引发的失明几乎每天都能见到。”
目前,高度近视已经是仅次于白内障的致盲原因。但在王凯看来,与白内障患者大多可通过白内障手术恢复视力不同,高度近视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导致的失明,即便再高明的眼科医师也束手无策,是一种不可恢复盲。
尽管近视带来的危害如此严重,但王凯却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很多近视患儿的家长对近视的理解和正确处理方法所知不多,“一些观念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有的观念还是错的。”
王凯解释说,近视的发病原因目前仍不明确,也就谈不上根治,所以对近视能做的更多是矫正和控制。“所谓矫正,主要是通过配戴框架眼镜矫正视力。但不少家长总是对戴近视镜存在误解,担心眼镜一戴上就摘不下来了,戴眼镜会加深近视度数。实际情况是,如果儿童近视后不戴眼镜,那么他们看中、看远就会感觉吃力,有的孩子可能就要眯着眼才看得清楚,而长期眯眼的结果,往往会让度数增加更快。”
在王凯看来,即便给孩子配了眼镜,也不意味着“完成任务”。“近视眼镜只是辅助视力的器具,用来让孩子能看清楚东西,但对儿童近视度数的恶化没有帮助。孩子一旦近视,就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度数几乎每年都会增加,一直要到成年后才会相对稳定下来。通常而言,在不加任何干预措施的情况下,我国青少年近视度数往往每年增加75~150度不等,有的甚至更多。”
这意味着,只要确认近视就再也回不去没有近视的状态。因此王凯强调,一定要趁孩子小的时候积极控制近视,控制得越早,获益也越大。
目前,国际公认的防控近视第一招是目“浴”阳光。王凯说,科学研究表明,每天在日光下进行2~3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可有效预防或抑制近视的进展。其可能的原理是,充足的阳光能够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从而预防近视的发生、控制近视的发展。
然而,当前的用眼环境对保护视力还不够有利。王凯说,都市中高楼大厦林立,本就缺少极目远眺的环境,而如果人们不需要视远,功能自然也会越来越弱。此外,儿童青少年户外活动的减少,更让用眼环境雪上加霜。
比如一些大城市的学校,由于担心学生意外伤害,不让孩子课间出楼道已经司空见惯;在校外,由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观念,各种兴趣班塞满了孩子的日程,再加上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导致近距离用眼活动的增加,儿童青少年过度用眼、疲劳用眼的情况已习以为常,视力的“敌人”也就防不胜防。
短缺的视光专业医师
国际公认的控制近视度数增长的第二招是特殊设计的近视防控镜片,包括角膜塑形镜、离焦框架镜、渐变多焦点软性角膜接触镜等。其中,使用相对较多的是角膜塑形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学视光中心常务副主任宋红欣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角膜塑形镜俗称OK镜,是一种夜间睡眠配戴、晨起摘掉的硬性隐形眼镜,被誉为“睡觉就能控制和矫治近视的技术”,适用于近视快速增长的青少年。研究表明,角膜塑形镜对青少年近视的进展,有着大约50%的控制率。这意味着,角膜塑形镜比框架眼镜能减少50%左右的近视增长。
角膜塑形镜在我国曾饱受争论。据宋红欣介绍,角膜塑形镜在上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国内,角膜塑形镜需要每天认真护理,并定期复查视力,以防范因镜片护理、清洁不当造成的并发症。
但在2000年左右,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因护理、清洁不当等引起的严重感染事件,角膜塑形镜一度被叫停。后来,由于国际研究表明角膜塑形镜防控近视的效果显著,角膜塑形镜在国内得以再度现身。
宋红欣强调,角膜塑形镜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一定要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有经验的医生指导下验配,这是保证角膜塑形镜安全有效应用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角膜塑形镜引起的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其实相当低,大概10万名配戴者中出现十几例,并且往往是因为自身护理、清洁不当造成。因此,在科学的验配和监控下,配戴角膜塑形镜的安全性其实较高。
在宋红欣看来,影响我国角膜塑形镜使用的原因之一是价格。宋红欣说,我国视光学起步较晚,视光高端产品的研发制造相应起步也比较晚,包括角膜塑形镜等在内的视光高端产品基本被国外品牌垄断,即便有个别国内生产厂家,也多不掌握核心技术,因此高端视光产品在国内的价格往往高于国外,影响了公众对角膜塑形镜的使用。
视光医师数量不足,高水平的视光医师更是短缺。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硬性透气性角膜接触镜(日戴型简称RGP,夜戴型即角膜塑形镜,治疗型为圆锥角膜型)必须在医院验配,且需要较高的验配技术,但放眼眼科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北京,能够熟练掌握相关验配技术的医生可能寥寥无几。”
此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高端眼视光技术与产品几乎均由国外引进、原创眼视光研究及研发不强的短板凸显;另一方面,我国庞大近视人群获得相应视光医学服务的需求难以保障。据宋红欣估计,由于个人生活水平、购买能力限制,特别是视光从业人员短缺、视光检查设备和环境缺乏等原因,我国只有25%的近视人群得到眼镜、隐形眼镜或屈光手术的有效矫正。
尽管角膜塑形镜因为价格较高、视光医师人手紧张等原因并没有获得大面积推广使用,但也有临床医师提醒角膜塑形镜的使用局限问题。从事眼科医疗工作30余年的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王利华说,由于利益驱动,一些临床医生不提角膜塑形镜技术的局限性和可逆性,也不考虑患儿依从性,导致夸大疗效、扩大验配范围的现象屡有发生。
“缺席”的近视抑制药物
低浓度的阿托品眼药水是控制近视的第三招。
据宋红欣介绍,阿托品可通过抑制巩膜(俗称眼白)纤维组织生长,减慢或停止眼球进一步增长,从而减慢近视度数的加深。临床证据表明,每晚滴一滴低浓度的阿托品眼药水(0.01%~0.05%),能够有效抑制近视的增长,同时副作用大为减少,并且其对亚洲儿童的作用比对白人儿童的作用更为明显。目前临床研究中的使用者最长使用时间为5年,未报道明显的眼局部使用副作用,但远期全身的并发症仍不十分清楚。
据本刊记者了解,以角膜塑形镜为例,一副能用一年半左右的角膜塑形镜花费在1万~1.5万元左右,此后更换价格基本不变;而在美国,其初次验配的费用大致为每副1200美元,此后更换则每副仅需140美元。
价格之外,视光医师的短缺也是影响角膜塑形镜使用的原因。
据宋红欣说,角膜塑形镜并非所有的青少年近视患者都适合配戴,需要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在有经验的验配医师的指导下方可验配,以提升角膜塑形镜的舒适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相关资料显示,美国人口约为3.25亿,大致拥有39000位视光医生、18000位眼科医生;中国13.9亿人口数,仅拥有眼科医生及眼视光医生37000~40000人。
据宋红欣介绍,美国的视光医师和眼科医师工作内容不同,但都拥有处方权。一般而言,视光医师主要针对眼球的光学属性进行干预,包括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验配等,眼科医师则主要负责治疗眼科疾病。在医院的眼科门诊中,大量患者属视光学范畴,眼科疾病患者比例相对较小,因此,美国视光医师的数量远远超过眼科医师。
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新加坡、我国的港台地区等就有关于阿托品的研究,均认为它能有效减缓儿童近视的加深。在香港的研究中,阿托品的有效率甚至超过80%。不过,并非所有儿童都适合使用阿托品,它更适合那些有高度近视家族病史,6岁以前即患有近视、9岁以前已大于或等于300度,以及度数加深很快的儿童,此外,双眼视觉功能尤其是调节功能必须正常方可使用。
尽管低浓度的阿托品眼药水在国际上“热度”很高,甚至被誉为控制近视的“神药”,但我国至今没有低浓度的阿托品眼药水进入临床。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并没有合法渠道能够购买到用于控制儿童近视的低浓度阿托品。因此,一些近视患儿的家长不得不往返新加坡、香港等地购买低浓度的阿托品,也有医疗机构自行配制低浓度的阿托品用于临床研究。
王凯表示,临床医生曾多次呼吁低浓度的阿托品眼药水进入临床,让患者能合法使用到这一已被不少国家医生广泛运用的药品。“但是医生们的呼声并没有太多效果。据我所知,主要还是利益问题。”
王凯解释说,目前国内已有1%浓度的阿托品眼药水上市,将其稀释到0.01%~0.05%即可,不存在工艺上的难度,但从药品审批流程来说,相应的临床试验等程序却必不可少,而这些环节费用不菲,所以生产厂家基本都在打“观望”的主意,都在等捅破窗户纸的那一家。“只要有生产厂家通过了相应的审批环节,其他厂家就可低成本仿制,仿制的门槛又很低,所以大概难有厂家愿意第一个出头,花大钱做试验,让其他厂家捡便宜。”
刚性的防控干预措施
尽管防控近视战役仍缺少阿托品这样的“武器”,但前述《实施方案》确立的综合防控、绩效考核的措施,还是让多年来为近视问题奔走呼吁的瞿佳感到心里有底。
瞿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实施方案》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近视防控工作,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并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这种刚性约束强化了政府责任,有利于近视防控效用发挥。”
更让瞿佳振奋的是,《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全社会共同行动去防控近视,并对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学生、相关政府部门等逐一确定职责、落实任务,这让近视防控的目标更为清晰、更易落实。
眼科医生向河北省井陉县北良都村小学的学生普及爱眼护眼知识 张秀科摄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我国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阶段性目标有二:
其一是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
其二是到2030年,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
在瞿佳看来,这些阶段性目标虽然任务十分艰巨,但只要真抓实干,就有可能实现。他解释说,《实施方案》强调发挥学校的作用,这就抓住了近视防控的重点。“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
我们一直强调,近视防控关键要做到‘一增一减’,增加户外活动时间,落实和保障每天平均2小时的有效户外活动,同时减少持续近距离的用眼时间,连续用眼不超过30分钟。这‘一增一减’显然离不开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特别是离不开家长和学校的参与和努力。”
基于这些认识,瞿佳相信,近视防控的春天正在到来。
文章来源:互联网
文章排版:深圳视普泰验光师培训学校